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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权行使中的难点分析

一、辩护权行使中的问题

(一)关于律师会见权

1.“会见安排”导致律师会见难。《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国家秘密案件外,不需批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制订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侦查机关应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不仅“不需批准”与“安排会见”存在矛盾,“安排会见”在实际工作中又成为律师会见的条件。既然是安排会见,那么安排就是律师会见的前提。如果侦查机关不予“安排”或不及时“安排”,就会影响律师会见,虽然侦查机关很少明确表示不安排,但以“办案人不在”,“领导出差”、“单位开会”等理由拖延安排律师会见的情况经常发生。

2.“侦查机关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对律师会见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还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我们且不说规定本身的不对等(侦查人员审讯时,律师没有在场权),这一规定由于执行的原因又经常影响律师会见。目前许多地方的做法是,由律师带律师函、委托书等会见手续到侦查机关层层签字审批后,侦查机关决定在什么时间派员在场,然后通知律师会见。有的在场人还随意干涉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谈话,甚至要求谈话不许涉及案情,使律师会见失去实际意义,如果律师提出异议,在场人便会结束会见。

《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作出了解释:“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但实际工作中,侦查机关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律师会见的现象时有发生。

3.对律师会见规定过多

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缺少关于律师会见具体制度的规定,许多地方便自行制定规章制度。具有普遍性的如:有的地方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某市公安局就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两次间隔必须在30天以上,每次会见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有的地方规定必须两个律师一起才准许会见,有的甚至规定两个律师必须属于同一律师事务所,否则要出具两套会见手续。有的看守所律师会见场所严重不足,只设很少(甚至一间)律师会见室,律师需长时间排队等候甚至多次前往才能会见;在有的看守所,律师会见时只能通过对讲机与被会见人交谈。辨认证据,签委托书和谈话笔录等常规行为均需送押时在监管人员的配合下才能进行;有的地方要求律师进入看守所时必须走安全门,甚至用仪器探测律师身体。这些做法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影响了律师会见。

(二)关于律师阅卷权

《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查阅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只能查阅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都不能查阅整个案卷。但就是这些阅卷权利,律师在行使过程中也受到种种限制。

1.无法查阅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

基于指控方的利益,侦查机关一般会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另行保存,只提供有罪证据,公诉机关一般也不会将对指控犯罪不利的证据移送法院,而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对律师辩护又十分关键。公诉机关不提供,律师自行调查又十分困难(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当然无法作出有力的辩护,这也是许多刑事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2.查阅关键证据受限

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阅卷权,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查阅公诉机关提供的起诉意见书、鉴定书、拘留证、逮捕证等诉讼文书和技术鉴定材料,由于无法看到主要证据,所以律师对案件情况只能是大概了解。在审判阶段,律师可以查阅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其中查阅指控犯罪的主要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什么是“主要证据”是可以任意解释的,公诉机关往往不将主要证据移送法院,在庭审时突然出示,令律师措手不及。

3.阅卷规定过于复杂

在律师阅卷的方法上许多地方都有具体规定,如有的地方规定律师阅卷要提前预约,不约而至的不予许可;有的地方指定律师阅卷日期,规定只有在一个星期内的某一天才允许律师阅卷;有的规定律师阅卷必须经办案人批准,如果办案人不在或办案人不同意,律师就不能阅卷。办案部门以“开会”、“办案人不在”、“无法取出卷宗”、“内勤休假”等理由拒绝律师阅卷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三)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

1.调查取证中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但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却困难重重,有关单位和个人往往不同意,律师对此束手无策;辩护律师提出向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调查取证时,多数都会遭到检察院或法院的拒绝;当辩护律师向检察院、法院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检察院、法院经常以各种借口推诿或不予理睬;当辩护律师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时,法院往往以各种理由不予通知。面对困难,多数律师放弃了调查取证。

2.法律规定影响律师调查取证

《刑法》第307条规定了伪证罪,包括律师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构成伪证罪的犯罪主体,但《刑法》第306条在此基础上,又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专门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罪。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具,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名在事实上成了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的法律障碍,许多律师为避免触犯刑律而不敢调查取证,有的辩护律师还因此获罪,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

3.证据认定难

认为律师提交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必须经过司法人员核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是目前检察、审判机关对律师提供的证据材料的普遍态度,而检查、审判人员往往以“无法调查核实”或“没有必要调查核实”为由否定律师提交的证据材料。

(四)关于庭审中的辩护律师权利

1.辩护准备工作中的问题

查阅案件是否移送法院、送交委托手续、了解开庭审理日期是律师辩护的基础性工作。但在一些地方,律师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却经常遇到困难。有的法院规定不接受电话查询,律师必须到法院出示律师证后才能查询,如果律师在外地便要多次长途奔波;有的法院规定只有内勤负责接待律师,如果内勤不在,律师只能等待;有的法院只给律师很少的准备时间,阅卷、会见被告人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律师很难仔细研究案情;有的法院不主动通知辩护人开庭日期,如果开庭时辩护人不到,即使知道被告人聘请了辩护人也照常开庭审理;有的法院只是电话通知,不发书面出庭通知书,而当律师来到法院时,法警又要求凭通知书进入法庭,这些做法都影响了辩护权的行使。

2.控辩双方不平衡

庭审中,只有使辩护力度与控方的追诉力度平衡,法官在此基础上居中裁判才能体现公正,但是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如在证据质证过程中,公诉人连续出示多份证据,长时间宣读,而只允许被告人、辩护人作一次性的简短质证,质证证据实际成了核对笔录,对于公诉人新出示的证据,辩护人要求查阅,法庭一般只给几分钟时间过目,甚至指派法警在辩护人面前快速翻阅,辩护人根本无法看清内容,又的审判人员还以“休庭后再查阅”为由拒绝律师在法庭上核实证据;在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过程中,审判人员经常以“这个问题法庭清楚了”、“这个问题不需要辩论”为由打断律师发言、辩护人往往不能充分、完整、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律师的异议经常以种种借口置之不理;有的审判人员不注意保持中立地位,在庭审中配合公诉人质证,共同对抗辩护律师,连基本的防御机会都不存在了。

3.辩护意见采纳难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出现合议庭对辩护意见不予理睬的情况,律师的辩护意见体现不出任何实际价值。从一些冤假错案的审判情况看,辩护人一般都根据案件中的疑点作了无罪辩护,但均未被采纳。

(五)关于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

辩护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自行辩护,二是委托辩护。自行辩护能够直接体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但在司法实践中,自行辩护存在许多问题。如: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那么一直到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前,他都无法看到证据材料;开庭时,法庭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等项诉讼权利,但被告人往往连基本的证据情况都不知道,根本无法行使这些权利;庭审出示证据的过程中,一般的做法是由法警拿到被告人面前给被告人查看,时间一般很短,甚至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被告人连反映都来不及;有的案件开庭审理时将被告人自行辩护视为认罪态度不好,公诉人动辄要求法庭从重处罚,被告人只能配合庭审,与公诉人的辩论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判决书还对被告人的态度进行归纳总结,甚至写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百般狡辩,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依法予以严惩”,作为从重惩罚的依据。

受辩护权行使中出现的问题的影响,许多被告人及家属对辩护律师工作不满,认为聘请律师纯属形式,没有实际作用,很多律师也对刑事辩护不感兴趣,致使社会公众对我国的辩护制度和司法公正信心不足,刑事案件的辩护率普遍呈下降趋势,被告人及家属认为判决不公,上诉、申诉比率不断上升,许多地方出现了冤假错案。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影响了律师的形象和司法机关的威信,而且容易助长司法腐败。

二、原因分析

(一)缺乏法律及制度保障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是没有相应的事实细则作保障,出现了许多不方便律师执业的情况。如对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行为,不仅各省、市规定不一,就是同一个城市的各个区的规定都不一致,辩护律师不仅要熟悉法律规定,对公检法每一部门的具体规定也要了解,否则就会在一些工作细节问题上陷入困境。

辩护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侵犯辩护权行为的控告申诉机制。目前对影响辩护权行使的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很难找到投诉场所。有的律师向主管律师工作的司法行政部门反映,司法行政部门也只能协调,而协调往往是没有结果,向实施侵权行为的部门反映也很难奏效。有的律师选择了司法救济途径,向法院起诉,但法院或是不受理,或是驳回诉讼请求,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的只是少数。

(二)公安司法机关不配合

1.公安司法机关限制过多

辩护律师执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是其辩护行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一些地方的公安司法机关便纷纷出台针对辩护律师的规定,增设律师业务。如公安机关《关于律师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若干问题的通知》,法院、检察院《关于律师阅卷及有关问题的规定》等,而保障辩护权行使的规定却很少。不成文的做法、规定更多,如有的看守所规定律师进入看守所要到被关押人员家属一起排队登记;有的看守所将会见时间限制在上午9点至12点,下午2点至4点,超过此时间一律不办理律师会见,这些做法都使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受到限制。

2.司法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

有的律师执业时连经过办案单位收发室都要遇到困难,如许多单位规定律师办事要先到收发室联系,而收发室工作人员又以种种理由不予联系或拖延联系,有的工作人员明明就在办公室内却称已经出差。还有的故意在材料问题上刁难律师,如委托人没有在委托书上捺指纹,签字不清晰等,拒绝为律师办理辩护手续。

(三)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辩护难

辩护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又往往为人所痛恨,辩护容易被误解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这种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尚可理解,但在今日就极不正常了。有的人对辩护律师态度不好,并不一定是针对律师本人,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导致辩护难的原因之一。

职业特点对辩护律师的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与辩护律师相比,有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具有天然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司法工作人员,而律师则是代表被告人的,因此歧视律师,有的辩护律师甚至要以人格尊严的人身权利为代价来行使辩护权。

三、几点对策

(一)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制度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于辩护权保障的规定还很不完善。2004210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只有23条,其中多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重复,同样缺少辩护权保障的具体规定。

保障辩护权的行使必须在具体的规章制度上着手,公安司法机关都应当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保障辩护权的行使。现在关于辩护律师执业行为的规定种类繁多,任何一个看守所、法院、检察院都可以自定规则,为辩护律师增设义务,这些规定实质上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自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之日起,律师随时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前往公安机关办理申请会见、了解案件情况等事项,并不需要领导批准和办案人同意。看守所是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场所,对律师会见应提供必要的条件,规定要有两名律师在场才能安排会见明显是不正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和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到法院、检察院阅卷,法院和检察院无权对律师阅卷的时间再加限制。

从目前辩护权行使中出现的问题看,现在迫切需要制定有关辩护权保障的具体规章制度,建议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辩护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实施细则,废除一些单位制定的与法律规定不符的、制约辩护权行使的规章制度,制止侵犯辩护权不合理做法,规范司法行为,扭转实际工作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不正常状态。

(二)建立侵权调查制度,开辟投诉、控告渠道。

一方面是控告无门,另一方面是滥用权力却没有约束,这是导致侵犯辩护权的行为经常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辩护权行为的调查制度,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向案件承办单位或者上级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单位要限期大幅,投诉合理的要及时整改,在必要情况下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诉讼方式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侵犯辩护权的行为人及其责任人员要追究责任。

为切实维护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建议全国及地方律师协会成立辩护律师权益保障协会之类的组织,通过自身的力量保障执业活动,增强维权力度。

(三)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认识

辩护制度在我国没有历史的沉淀,缺乏基本观念的积累。只有消除重惩罚、轻辩护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正确认识辩护制度在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重要作用,才能推进辩护制度的发展。日前,司法人员与辩护律师之间存在着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对抗,就辩护人与司法工作人员的关系来看,司法工作人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关键在于司法工作人员应当转变观念,端正态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利。

3.张新亮杀妻案辩护纪实

19991025下午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清河县城的一所民宅内,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2000122的《牛城晚报》以《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为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该案的侦破全过程,其中对警方的侦查工作不乏赞誉之词。可见,这是在案发当时就被媒体关注的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案件。

然而,5年多过去了,该案历经起诉、审判、二审、发还、重申……最终竟出现了戏剧性的结局:“正义的审判”结果却是“恶夫”被宣告无罪。

因 疑 接 案

《牛城晚报》:“据张新亮供述:1015日下午……14时到家,其妻韩淑娟正在午休,他便直奔北屋从立柜底下抽屉里拿出一把电工刀藏在身上,然后谎称‘外面有人要灯泡’,将其妻叫醒,韩淑娟穿拖鞋到存放灯具的东屋,张尾随而入,其妻呵斥其出去。张在门外转了一圈,后又谎称‘还要两个后尾灯罩’,韩二次进屋,张又尾随,再次遭呵斥。张遂用胳膊箍住韩的脖子,韩说:你要干什么!穷凶极恶的他迅速用两手掐她的脖子,韩欲大声喊叫,张将韩活活掐死,把尸体头南脚北放在东南角,然后抽出电工刀,将刀片和锯片同时支起,先冲脖子上狠狠地割了一下。因他相信死人瞳孔会存有杀人者影像的传说,凶残地对韩左眼刺一刀,右眼刺两刀,然后把箱子锁撬开,扔在箱子里,再撬开方桌抽屉吊扣和条几橱吊扣,为预防别人报警,用剪刀将电话线剪断。张新亮供述其杀人动机:不但妻子长期以来拿他不当人待,歧视他,而且孩子也瞧不起他,两个方面,他就动了杀机。”

这报道的杀人经过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张见其妻午睡,就持刀在身,也就是此时已有杀机,何不趁其熟睡下手?为何要叫醒她呢?

张回家到底是蓄意杀人还是“要灯泡”?手持利刃,为何不用,反用手掐?张上有老人,下有一儿一女,正在幼年,夫妻并无明显矛盾,何以下此毒手?

在清河县看守所重镣在身的张新亮。他用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将其“杀妻”过程叙述了一遍。我们针对案件中的疑点,对其一一发问,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说想不起来,问到凶器的下落,他又用“想不起来”搪塞,我说:从报纸的报道来看,你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刀子怎么会随意抛弃,而且想不起来呢?面对质问,他终于大声说:“这不是我干的,我怎么知道刀放在哪?”我严肃地说:杀人没杀人这等人命关天的事,怎能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呢?你当时为何招认,今天为什么翻供?没有证据我怎么相信你?话音刚落,张一边脱鞋袜、一边说,你看把我打的,这伤还不是证据啊!果然,在他的两膝盖和左脚面上鲜红的伤口赫然在目。事隔三个多月了,竟还没有完全结痂愈合。他又讲述了被刑讯逼供的经过,还提供了他案发时不可能在现场的证据线索。

存 疑 忧 思

为避免发生错案和固定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多次找到邢台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长和检察长,反映此案存在的严重疑点,并郑重递交了《情况反映》和《伤情鉴定申请》。一个多月后,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到看守所鉴定伤情。后来口头告知我结果是轻微伤。

虽然至今未见鉴定结论,但我对检察机关能够进行鉴定并当庭承认这个鉴定的存在还是颇有好感的。

法院查阅卷宗后发现:“纪实报道”中关于:“经解剖确定,死亡时间在饭后两小时”的鉴定结论卷中居然没有。只有确定了死亡时间才能确定作案时间,也只有确定了作案时间,对张新亮不可能有作案时间的排除性调查才有意义,这么重要的鉴定结论为什么会从卷中消失呢?好在有“纪实报道”为证。(庭审中和上诉时,均以“报道”为证,公诉人倒也从未提出过异议。)

阅卷时还发现了两份特别的证据:张新亮从看守所欲传给家人二张“字条”,上述:“……杀人的事我已经都说了,就是刀子不能说……”。“……就是凶器刀子找不着,因为我想了好多天,就是找不着,你们想想办法……”。这一内容令人费解的字条,曾一度成为侦查、公诉机关的王牌证据,但仔细琢磨,却发现疑点重重。

这两封“家信”是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刑讯逼供但仍未提取到本案重要的物证——作案所用的凶器的背景下而产生的。从其内容看,“诱供”痕迹明显,不像是家书,倒像是供词。从其来源看,这两封信是从公安机关安插在被告人身边的眼线(其他犯罪嫌疑人已因此立功从轻判处)所提供,这必然是与被告人同监号的眼线为求立功,诱导被告人所写,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向被告人承诺能将条传出,诱使其写条的话,被告人显然不会主动去写。

仗 “疑” 执 言

法庭上,我们针对本案证据及证据之间存在的诸多疑点发表了辩护意见:

(一)证据表明,案发时张新亮不在现场

1.案发时间。公安机关的尸检鉴定,被害人韩淑娟死亡时间为饭后两小时,韩淑娟与张新亮的女儿和弟弟中午放学回到家是12点半,1250分吃完饭。由此推断,案发时间为下午2点半至3点之间。

2.案发时被告人不在现场。龙城家电商场工作人员刘某证明:15日下午大约230分,张送康佳21寸彩电送到后屯。经实验表明,从清河县城龙城家电商场到后屯村约13公里,三轮车正常时速为25公里/小时,往返过程约计应需6070分钟。因此,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

3.被告人的供述无相关证据印证。依法不能单凭被告人的口供,而无视其他与之相反的证据。

4.如果真是被告人张新亮实施的,必然知道被害人的具体死亡时间,有意地避开作案时间。但从其两次供述看,均称是在320分左右才给龙城家电商场往后屯村送货,无疑回避作案时间。倒是证人证言证明,张没有作案时间,从反面证实被告人并不知道被害人的死亡时间这一重要事实。

(二)缺乏能够证明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证据

故意杀人案件中,作案工具是供述或证明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罪行的关键物证。侦查过程中未提取到作案工具的实物,被告人关于工具来源及去向等的供述也始终不一致。

被告人张新亮对作案后刀子去向的几次供述更是前后颠倒,混乱不堪,侦查机关均未查实。

(三)缺乏被告人杀人动机的证据,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客观事实不符

1.被告人关于产生杀人动机的供述不符合刑事犯罪心理。张新亮常年做出租运输生意,头脑正常,无心理障碍,与韩淑娟生有两个孩子。案发前又无明显家庭危机。平时闹些矛盾本属正常,但这种心理上升至杀人动机,又有一个“度”的问题,而且之前没有起因和征兆,一眼望见妻子便起杀心,这在刑事心理学上也是将不通的。

2.被告人关于杀人动机的形成时间,历次供述相互矛盾。时而说是回家看到其妻熟睡后;时而说是在叫醒其妻拿灯泡时,其妻不让其跟入东屋,时而说是回家就是为了杀妻……。

3.被告人关于杀人动机和作案经过的供述与客观行为逻辑不符。(1)被告人供述回家作案时将摩托三轮车停放在自家胡同口南头往东一家卖玻璃的院后,目的是怕熟人看到。但从被杀案现场方位示意图看,停放位置是在海河西街上,不可能掩人耳目;(2)被告人曾供述杀人动机产生在前三天甚至前两、三个月,并为之准备了刀子,但其回家后发现韩正在睡觉,却不乘此良机用刀实施犯罪行为,反而将韩叫醒后再掐死;(3)被告人供述作案地点是在正对着临胡同大门的东屋,而不是在被害人休息的相对封闭的北屋西里间;(4)被告人供述的作案地点东屋,仅有宽0.6的通道,两边都是极易造成损坏的灯具。但经现场勘查,未发现任何搏斗痕迹。

解 疑 存 惑

最后,强调了本案侦查中存在刑讯逼供的严重问题。一起没有客观证据,仅靠被告人口供定案的杀人案件,如果口供又是刑讯逼供所出,这种证据还有什么真实性可言?又怎能依据这种口供定案?

尽管我们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意见,2001327,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还是作出了有罪判决,认为:被告人张新亮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新亮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于200174裁定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新亮犯有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有的尚不清楚……撤销原判,发还重审。

200272,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张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新亮再次提起上诉,省高院再次发还重审,邢台中院再次开庭重审后,坚持“疑罪从轻”,仍判处张无期徒刑……

佘祥林“杀妻”案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效应,在看守所里苦熬5年的张新亮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

可见,律师在5年前就提出疑点,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均置若罔闻,托至5年后才被省高院的判决采纳并引用,这是迟来的公正。

4.律师如何代理影响性案件

文明社会中,许多令人们震撼并为人们深深记忆、难以忘怀的时间被称为影响性案件,这些事件往往反映了社会转型、思想变革时期的重大利益冲突导入诉讼轨道,促使人们用理性的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这种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解决影响性事件中重大利益冲突的案件,称为“影响性诉讼”。

影响性诉讼在国外有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辛普森杀人案,在国内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戊戌六君子案、宋教仁被杀案,这些案件除了案情曲折外,无不涉及到思想观念的变革、公民权益的保护、重大制度的创新。在法学理论领域,有人把那些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观念的诉讼称为影响性诉讼。笔者认为,影响性诉讼是指因涉及不特定多数公民权益而被公众所关切、诱发公众法治意识、促进法制进步的诉讼案件。

影响性诉讼案件表面上看,无非是一个刑事案件,或者是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但是,其之所以称得上具有“影响性”,必然与广大公民的切身利益有关,深深牵动着关注着的心。

剥开表面的具体利益,影响性诉讼案件隐藏着人们普遍的根本的长远利益,这些利益追根寻源必然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孙志刚案件涉及到人们的迁徙自由和人身自由,唐小东案件涉及到人们的结社自由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嘉禾拆迁案件涉及到公民的住宅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定州土地案件涉及到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公民物质保障权,浙江东阳案件涉及到居民的人身健康权和环境保障权,王斌余案件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权、工资保障权,佘祥林案件涉及刑事被告的基本人权,陕北油田案涉及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申诉、控告,批评、建议权等。这类案件具有为社会公众所知、为社会公众关切、强化法治意识和促进法制创新的特点。

中国的法治事业有中国的特点和难点。我国律师承办影响性诉讼案件,应当从实际出发,尊重我国国情,通过迂回曲折、反复沟通、耐心诱导的方式贯彻宪政法治精神。从律师代理影响性诉讼案件的实践看,我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全面收集资料、了解基本案情。准备参与影响性诉讼的律师,一定要全面收集、阅读和研究公开的各种资料,最好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全面了解事件的经过、原因、背景和实质。切忌偏听偏信、先入为主,不能为一方的说法和利益而一叶障目。

(二)审慎讨论,逐级汇报。承办律师应当与同事、同行交流案情,召开事务所案件分析会,分析案件情况,讨论办案策略。确定是否向律师协会秘书处、主管会长、司法局汇报。尤其是对处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案件更是如此。

(三)珍惜并谨慎与各大媒体合作。律师要珍惜并谨慎与媒体的合作。我们也希望各大媒体能够在推动法制进步的同时,也保护好推动法制进步的律师。

(四)召开专家论证会。影响性诉讼为社会所关注,为舆论所包围,涉及到法制建设的深层次问题,需要理论的解析和支持。在处理的前后都有必要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和论证,剖析法制深层次问题,寻求法治解决方式,评判诉讼的结果和是非,让影响性诉讼接受公众、舆论、媒体、专家的监督。

(五)严格依照法律和律师执业规范办案。律师办案过程中遇到利益相对方的阻扰在所难免,甚至会受到意外的迫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律师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而律师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是依照法律和律师执业规范办案。



来源:
阅读:903
日期:2006/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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